輕罪的五萬元交保暨限制出境—嚴心吟／義務律師團成員

事起於4月29日的緊急陪偵，下午時接到電話表示有民眾被留在保大，從事務所出發前我先打了在保大的民眾電話，他聲音聽起來很穩，也冷靜。到了保大現場，才知道這位民眾原來是學生，大四。

學生看起來很沈穩，對談過程中一點慌張的態度都沒有。他說他跳上立委的車，跳上後立委車擋風玻璃好像破裂，因為情況很混亂，所以他不確定，他也不確定有沒有其他民眾在攔車或跳車，因為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他跳上車攔車，被拖下來，接著被踩在地上，踏了好幾下，踩踏他的是警察。問他為什麼要攔車，他說：「我希望立委進去開會，我想救林義雄。」當下想說這小子話裡還藏洋蔥，那樣無表情的面孔下還有柔軟的心。

保大做筆錄的過程很平和，學生說什麼，警方就記什麼，就連學生臉上的擦傷，警方也主動詢問傷怎麼來，主動將學生說被警察踩踏的過程記下。警察大哥筆錄做完以後，語重心長的跟學生說，我們立場、站的位置不同，但理念不一定不同，只是你要懂得保護自己，不要受傷。

然而移送地檢署後，卻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樣，在很多人眼裡我很菜，不過是個執業四年的小喀，但我真的沒想到結果會是這樣的出乎意料之外。

到了北檢，我遇到很多同為移送民眾的律師，以及學生家長，我同事的當事人剛檢訊結束，一萬元交保，對照前天忠孝西路驅離民眾也是數位一萬元交保的情形，我和同事跟學生家長說，約準備個一萬塊左右。

學生家長是個高知識份子，感覺得出來他很焦慮，愛子被關在北檢怎麼可能不焦慮，但態度一直很穩重平和，不斷的感謝我這個小喀律師，還詢問酬金的問題，我說我們是義務律師，家長還說：「我知道你們是義務律師，但我也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應該給付律師費，把不用付酬金的機會讓給需要的人。」

原來像爸爸，偷藏洋蔥能力一流。

進了偵訊室，檢察官態度並不能說差，但不是很舒服。舉例來說，問對立委駕駛的警詢筆錄有沒有意見，但我們根本就沒看過那份警詢筆錄，檢察官竟然也無提示，只是匆匆唸完筆錄要旨，還好這小子反應機靈，有抓到重點，也回答到重點。

問為什麼要跳車，答案一樣：「我希望立委繼續留在裡面開會，我想要救林義雄先生。」學生說的很清楚，跳車當下，只是希望立委留下來開會，縱使事後想到會妨害到立委的自由或毀損，跳車當下也沒想到。問我有沒有意見要補充時，我就著學生的意見再稍微說明一下：「檢座，學生很單純，可能衝動了一點點，但他的立意很簡單，只是希望立委留下來開會救林義雄而已，跳車的當下，沒有妨害自由或毀損的故意…」我話還沒說完，被檢座打斷：『大律師阿，你說這怎麼可能沒有妨害自由或毀損的故意，怎麼可能嘛，但你說的我還是會記啦。』

檢察官提示了蒐證照片：『你看看，12秒的時候，車窗沒破，24秒車窗就破了，你說你沒拿武器我不相信啦。』那檢察官是否要舉證說明武器在哪？我的當事人兩手空空，要是有攜帶武器，逮捕當下應該也會一併查獲扣押不是嗎？有拿武器，蒐證錄影、照片怎麼可能採證不到？ 什麼時候被告還要自證己罪了？

最後檢察官問學生認罪不認罪，學生沈默了很久，檢察官口氣不佳的說『你不講我就記你不說，好，犯罪嫌疑重大又不認罪，有羈押必要…五萬元交保，限制出境。』

檢察官的『有羈押必要』到『五萬元交保』，中間差了幾秒，但這幾秒鐘我已經閃過無數如果羈押時我要說什麼的念頭。

不羈押，交保，我有鬆一口氣嗎？

完全沒有，五萬元的交保，已經是重保了，怎麼說？前面兩個銀行法的，一個八萬交保、一個十萬交保，銀行法第幾條我是不知道，但一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；反觀學生的案由，妨害自由—三年以下，可以拘役或罰金、毀損—二年以下，可以拘役或罰金；從323行政院驅離到最近的忠孝西路驅離，交保的金額最高就三萬多，且前一個我同事的當事人也是跳車保金也就不過1萬，輕罪卻要五萬元交保，我不知道檢座是把我的當事人想得多可惡。

而且縱使學生有美國籍的身份，他也在學，家人都在台灣，他是能天涯海角跑到哪裡？到底有什麼限制出境的必要？

今天學生家裡經濟狀況OK，5萬元保金立刻可以繳交出來，如果今天學生是中南部人，家裡經濟狀況跟我一樣，害怕死了又不敢給家裡知道，到底是有什麼辦法湊得出這5萬元保金？

從昨天走出北檢到今天早上，我不斷在想我是不是少說什麼，少做什麼，才導致這麼重的交保，才導致他被限制出境。 但我想起徐自強案更八審，我們也很努力做了那麼多，法官還是叫公設辯護人勸當事人認罪，法官還是不聽我們的辯論，法官還是判了無期徒刑，或許，有時候就是這樣，只能怪自己和當事人運氣不好吧。 或許有哪一天，我們可以不必再希冀運氣，或許有這一天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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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真的是「民主的台灣」嗎？—林家如／義務律師團成員

4月29日下午臨時被司法改革基金會呼叫去支援一個被逮捕無律師的民眾，義務陪她偵訊。從下午四點直到近十一點在保安大隊偵訊完畢，隨即移送地檢署，在地檢署12點多訊問完畢。外面有等她的幾個夥伴，一行數人都以新台幣三萬塊交保。

其中一個女生，是長髮的身障（左腳為義肢）藝術家（黑管演奏老師），因為坐在花圃，照相抗議場景，被警察制止，後強硬拖行，在途中警察踩到她的頭髮，罵了一聲：「幹！不要踩我的頭髮」，被依「侮辱公務員公署罪」逮捕。

另一個女生，在人行道想圍上去，警察把她推倒手臂擦傷，她又站起來，警察再推時，雙手交叉抗拒，被指推警察，好幾個警察擁上抓住她，因為已經沒有力氣，聲嘶力竭，所以情急張嘴咬了一個警察手背2秒，希望他們的手離開她的身體。被依「傷害罪」逮捕。

幾個當事人約在下午一點多分別遭警察以不同理由逮捕，而幾位義務律師則在通知下陸續趕來。到達之後，我與幾位義務律師一起在那裡陪伴那幾位民眾，我們剛認識的當事人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但警員似乎就把我們晾在那裡，沒有任何訊問也沒有任何準備要做筆錄的跡象。中間好幾次向警員詢問是否可以開始做筆錄，都得到他們在等中正一分局的「職務報告」（所謂的『證據』）。

在我幾次詢問下，好不容易終於在九點多開始了警局的偵訊，因為『聽說』….「職務報告」來了。是甚麼樣的職務報告，會在事發後八、九個小時才製作完成呢？而且是在偵訊室坐了半小時左右才熱呼呼地拿進來.... ）

然後，晚上十點左右，那位警員來對質，時間、地點根本與我的當事人講得不一樣，但仍堅持提告，半小時後離去。

中間還一度發生警員說依據「內規」，需要用墨拓印這些民眾「十根手指頭」的指紋，還拿刑事訴訟法205-2來說嘴，後來我跑去質疑請問今天的罪名（侮辱公署，咬警員），是哪裡有『蒐集指紋為證據之必要』？後來，警察才有點不情願地把已經取得的指紋撕掉，但前面包括一個公投盟的長輩，還有我沒看到的民眾，可能都已經被採了十指指紋跟照相（三面那種）了。

美國反恐都只要你兩個大拇指，中華民國現在嚴重侵犯人權，究竟是在懲治哪樣的「恐怖份子」？

偵訊時承辦的警員，在等候的時候與我們聊天，還勸告我的當事人要戒煙、要多喝水，多喝檸檬水，要敷臉，他兩天只睡三小時，都是這樣保養。地檢署陪我坐電梯的警察，在我質疑地說「這個執法的打擊範圍未免太大」時，小聲地回說這個打擊範圍真的太大，回頭給我一個無奈的笑。

走進偵訊室，那個女生已經上了手銬（我第一次幫上了手銬的當事人辯護，因為我從來沒有為『滔天大罪』的被告辯護過。雖然，我不太懂坐在那裡的那個女生，究竟罪大惡極在哪裡。）

當我們偵訊完畢，最後一個女生，因為無法聯絡家人，在柵欄裡用零錢打公共電話給朋友，試圖湊到交保的數額。

外面幾個一起被抓的夥伴在長椅上等她（他們今天才認識，沒有互相的電話），藝術家女孩對我說：我知道他們要嚇唬我們，但我們待會就要回凱道。

我留了電話號碼給她，說我先回家餵餓了八小時的貓。有事請隨時聯絡我。

這是我執業這麼久以來，第一次在午夜走進台北地檢署的交保室，第一次為弱勢的刑事當事人辯護（以財產等級區分），第一次感受到捍衛正義的無奈（無論是有同理心的警察或辯護律師），第一次這麼真實地覺得.......... 這個國家真的瘋了！

大家真的都累了！但你真的不能因為「逛街、補習」不方便，就入人於罪呀！

我們真的是「民主的台灣」嗎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