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時報在2016年2月23日，頭版頭條報導「馬政府執政八年 司法信任度 溜滑梯探底」，表現人民對司法的高度不信任，意指馬政府應負最大的責任。據聞引發司法內部不少討論，不少人指責中正大學的民意調查，根本就大有問題。

筆者也投書並在2月25日獲刊登，針對相關的問題表示意見。文章見報後，有法官先進致電筆者，認為投書內容對法官不甚公允，「明明知道中正大學的問卷調查方式有誤，為什麼沒有替法官說話」？並和筆者互勉為「公共知識份子」，和有理想有熱情的法官與檢察官站在一起，以身為公共知識份子為榮，共同為司法改革的工作來努力。

先前短短八百字的媒體投書，囿於時效及篇幅，諸多細節未能詳談，經此對話之後更有感觸，認為應再次談談人民對司法不滿意的問題，以及就非官方的立場，建議法官與檢察官回應的心態與方式。

調查方式固然有問題

關於中正大學的問卷調查，應該分成兩個部分來看，一個是意見調查本身是否有問題？另一個是人民對司法的滿意度甚低，是否為真？倘若為真，原因究竟如何？找出原因，相應的解決之道又在哪裡？

致電筆者的法官先進，要向筆者提醒的，其實就是第一部分的問題。他認為筆者應該要為法官「仗義直言」，批評中正大學的調查，尤其是它的基本預設，可能就是錯誤的。

事實上，第一部分的問題，筆者也十分同意這個觀察與批判，也認為在「被害調查」與「重大治安滿意度」的問卷裡，「順便」質疑法官和檢察官的公正、公平性，或許並不太恰當。

細究中正大學電話訪查的脈絡，它其實是蠻簡略的意見呈現，還順著警察、檢察官、法官的角色，要求一般人民對治安的滿意度表示意見。這個脈絡，本身就有問題。

嚴格來說，「維護治安」並不算法官的「工作」，掌握司法權的法官，最「正本清源」的工作，更常是要有意識的對抗警察和檢察官的可能濫權，站在司法權獨立的立場，駁回檢察官不當的聲請，糾正警方違法蒐集證據的錯誤。

舉例而言，近期媒體曾猛烈批判法院，並且讓人民十分不滿的頂新案、林益世案、日月光案，「輕判」的法官可能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。因此，人民對司法的不滿，並不太能直接歸咎法院。

對司法的不滿，可能是出在別的地方，例如檢警蒐證未能齊全、未能說服法官，或者是檢方和院方的法律意見落差太大。這些是制度的本質使然，法官和檢察官的意見不一致，人民應該慢慢理解且接受，這是可預期的常態。反之，如果法官對檢察官的起訴內容、對警察的蒐證調查，完全照單全收，那才是人民應該覺得擔憂的情況。

只是，當檢察官或媒體已經把人民對「重判」的期待捧得太高，判決結果不如預期，就會引來罵名。只因法院是最後作出判決的人，就完全讓法院承受「恐龍法官」的罵名，嚴格來講並不公允。

進而言之，「誰」應該為治安負責？可能是不清明的政治環境，不夠陽光化的政商關係，不夠有魄力蒐集證據的環保局或檢警，也可能是誤認為證據已經充份，就倉促起訴還求處重刑的檢察官。

簡言之，法官應該只是裁決者，不該是為檢警行為無條件背書的人。中正大學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機構，縱算一般人民分辨不出誰應該為「輕判」負責，也應該有這個能力，作出更細緻的區分與判斷。以免讓人誤會，學術調查似乎只是人云亦云，彷彿隨著一般的「鄉民」，爭相以指責「恐龍法官」為樂。

不過，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的這個調查，事實上已經持續了蠻長的一段時間，儘管調查的方式頗為簡單，但是人民對司法的滿意度，向來很低，對於司法不滿意的回應，毋寧是更重要的。

對司法不滿意的回應更重要

筆者可以理解，一個案子之所以輕判，和人民的預期有落差，除了法官收賄、被關說、不食人間煙火之外，背後可能有其它原因。中正大學的調查，確實是不夠精緻的，然而儘管它統計出來的司法滿意度實在過低，卻也和人民向來不相信司法的走向十分吻合。

有一個心態上的問題，法官和檢察官們可能要能調整，即便覺得委曲，或許更要適度的理解，人民對司法的不信賴，來自於幾個可以直接歸究於法官和檢察官行為的重大事件，不僅僅是重大案件的爭議意見而已。

高院法官集體貪污，不過是2010年的事情。黃世銘檢察總長下台又被判刑，也不過是2013年發生的事情，再怎麼扯上政治藍綠，黃世銘和曾勇夫兩大檢察龍頭的鬥爭，畢竟是個不爭的事實。

這些都已重傷司法形象，後續的努力，是點點滴滴在重建司法的形象，就像兒女償還父母的負債，上一代欠的，卻是下一代在還。的確不太公平，或許很不公平，但司法形象是大家所共同累積的，這是一個不得不調整的心態。

光是挑剔中正大學的訪查方式，不論是質疑取樣的代表性，或是脈絡取向的錯誤，就算真能在方法論上，把這個問卷調查擊垮，相信也不太能就此增加人民對司法的滿意度。重點應該是官方究竟有沒有把人民對司法的這個「誤解／意見」（說是誤解也好，說是意見也罷），真正放在心裡，想方設法來真誠回應。

正如同筆者在那篇八百字的短文所講的，做了再多的努力，沒有「被看見」的司法，幾乎就是沒有效的。法律重形式，審判甚至就存有某程度的儀式性，司法「看起來要公正」是很重要的。這樣，至少在人民可以遇到、看到、感受到的面向，司法可以逐漸被人民接納與喜愛。

「真誠又有效」的溝通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國過去是威權時代，官方不喜歡和人民「廢話太多」，再加上法律文字本身就造成了一定的難度。光是唸法律的人自己關起門來，欣賞自己的法律文字，再怎麼言之成理，在一般人民的眼中，缺乏適當的轉譯，也不過是毫無意義的喃喃自語，打動不了人心，司法又怎麼可能令人滿意呢？

我們真的要再三思，檢察官不公布不起訴書，是否只是黨國時代，為了方便庇護特權人士，衍生出來的畸型制度？尤其，它還享有與無罪確定判決相同的強大效力！法院在宣判時不同時公布判決書，比起讓人民有即時的「知的權利」，是否只是一個早該廢棄、無足輕重的陋習？

法官耗費青春歲月所撰寫的判決書，是否只是為了向上級交待，而不是寫給人民看的？判決的文字，又能否用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，格式是否能夠採用更容易讓人閱讀的方法？司法數位資訊的公布，是否能夠採用更加公開、便利、更易開放讓人民加工使用的方式呢？

坦白講，現在法官和檢察官的素質越來越高，人民給予司法這麼低的評分，實在是有點委屈。只是司法長久以來不太敢令人恭維的鄉愿與醬缸文化，不太願意對外敞開的態度，威權時期以來自我審查言論的氣息，都是窒息司法活力的原因。

許許多多具體而微的做法，相信只要有心，日積月累，都能夠讓人民更加信賴司法。縱算進度緩慢，只要堅持下去，假以時日，當人民感受到司法是真心誠意的向人民靠近，相信就算是中正大學仍然採用不太精準的調查方式，人民也不會吝於給予更加正面的評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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