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改國是會議第五組有委員提書面意見，表示毒品(drug)應正名為藥物。單純施用藥物全面除罪除刑，無傷害性或低度傷害性的藥物如大麻應合法化。

消息一出就有緝毒檢察官表示「做得這麼辛苦，似乎白忙」。

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顧立雄推動施用毒品醫療前置化的修法之時，媒體報導：

員警表示自己是小小偵查佐，我們（警察）努力查緝毒品來源，但是政府拚命限縮偵查權限，在法令上更給予這些混蛋無後顧之憂。每次到法院作證開庭，都讓自己產生到底誰才是犯人的錯覺。律師、法官不斷質疑我們（警察）的作為，沒有人在乎這些毒品。

該名員警也痛批「顧立雄口口聲聲說重刑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明明規定，販賣一級毒品是死刑、無期徒刑、販賣二級毒品是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，但是實務呢？殺人都不會死刑了何況販毒，試問，這種刑期是哪裡重？持有1公斤以上的二級毒品都還能易科罰金，這才是我們真實的法律，顧天王大律師他會不知道嗎？臺灣只有犯罪者的人權是人權，被害人就是該死，就是活該。」

這類報導非常嚴重地混淆不同層次的問題，也完全無視議題討論所打算面對與處理的困境。本文的目標不在於梳理所有被混淆與扭曲的東西，只打算問一個問題：員警、檢察官都說他們緝毒很辛苦，這類改革訴求是無視甚至摧毀他們努力的成果，但是我認為必須嚴肅追問，緝毒的成果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？

提問：緝毒的成果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？

這個問題非常重要，因為從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來檢視緝毒的努力，才是真正重視警察、檢察官的時間精力要做最有效率的運用。成效不彰的工作要放棄，改成做更有效的事情。而不是為了顯示政府緝毒決心，就給基層加工作，不斷辛苦不斷過勞，但成效可疑。

在正式進入討論前，要先簡介一下成效評估的基本概念。
成效評估可以分兩大類：一種是組織產出(output)的評估，測量組織的「表現」，測量指標應該與欲達成的結果高度相關。另一種是造成影響之結果(outcome)的評估，測量組織的產出所產生的「社會利益」。這個「社會利益」是指什麼，是由一開始設定的政策目標決定的，例如我國目前毒品政策的目標是「無毒社會」，關鍵指標可能是用藥人數的減少、讓用藥者不再用藥。

檢視政府的毒品政策報告

如果有了「組織產出」和「影響結果」這組概念，我們就可以來檢視政府的毒品政策報告。在4月20日司改國是會議討論毒品政策時，警政署及法務部（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多元處遇模式之改良，整合司法、醫療與社工資源，矯治勒戒（戒治所）回歸衛福部醫療體系；緝毒、毒品重刑化、施用毒品罪一罪一罰等政策之檢討）都提出了報告，兩機關的報告大致如下：

1. 警政署：

   警政署的報告似為^[1]主張，檢警執法單位大力緝毒，司法卻輕放，以致毒品越來越氾濫。警政署先是提出近10年製造、販賣、運輸毒品的刑度分析，得出一個結論，就是法院的量刑遠低於法定刑，不斷輕縱販賣毒品者。接著警政署提供了近10年警察機關查緝毒品犯罪之件數、人數，以及查獲毒品之純質淨重。指出近兩年查緝毒品犯罪之件數、人數皆有顯著上升，此上升不應理解為毒品問題更為氾濫，而應理解為積極掃蕩後呈現真實的犯罪樣貌，控制情勢後，毒品犯罪數應該就會往下降。這樣的情形已經出現在近8年第三、四級毒品犯罪數的變化，先是攀升，後來下降。

2. 法務部：

   法務部的報告似為主張，製造、販賣、運輸毒品重刑化仍有一定的嚇阻作用，不宜輕言改變。而毒品施用的處遇，則似乎有成效不彰的情形。法務部先是羅列了高檢署所提各種抑制毒品供應的對策，顯示法務部強力掃毒的決心，但沒有提供任何數據。而關於重刑化嚇阻力的部分，法務部僅說學者研究認為仍有一定的嚇阻力，但沒有提供出處，沒辦法查證。而毒品施用處遇成效不彰的部分，則提到97年至104年間各類毒品罪收容人出獄（所）後的再犯率，並指出毒品罪受刑人出獄後再犯比率最高，受戒治人次之，受觀察勒戒人最低。

政府報告分析：欠缺數據及數據意義不明

如果好好來看警政署和法務部的報告，就會發現欠缺數據及數據意義不明的問題。

從結果評估的角度來看，警政署的分析是缺乏的，甚至還有邏輯錯誤。

警政署的報告中，沒有明確的結果評估指標。事實上在無毒社會的大旗下，藥物濫用的結果評估指標，縱使有的話也很可能是嚴重失真的，因為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藥物濫用人口數，但用藥者為了逃避刑罰與汙名，不會輕易現身（例如你身邊的某人可能就有在用藥，但他不會跟你講。或許有一天他用藥過量死了，你才知道這件事），因此要怎麼準確估計確實是個問題。警政署的報告沒有藥物濫用人口數的變化，自然也不可能去分析政府作為與該變化的關係。

警政署所提查緝到的毒品犯罪數，比較偏向產出評估指標，但在欠缺其他數據的對照下，查緝毒品犯罪數其實意義不明。警政署指出，近兩年查緝毒品犯罪數的攀升，不是因為毒品更加氾濫，而是在近年強力掃毒的作為下，犯罪情勢的真實樣貌才真正浮現，之後應該就會逐漸減少。但是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，因為在沒有藥物濫用人口數（至少估計值）的對照^[2]下，光談查緝到的毒品犯罪數，其實意義不明，甚至是隨你說了算。查緝數增，就說執法單位認真，呈現真實犯罪情勢，不會說是毒品政策無效；查緝數減，也不會說執法單位不認真，而是說情勢獲得控制。

警政署提到法官量刑低於法定刑、縱放犯人，以致毒品越來越氾濫，這說法不但沒有提出結果評估的指標（連再犯率的分析都沒有），還和他後面強調緝毒有成效，情勢獲得控制的說法，自相矛盾。

從結果評估的角度來看，法務部的報告同樣缺乏分析。

相較於警政署的分析有嚴重的邏輯錯誤，法務部的報告比較偏向缺乏分析。法務部提出了再犯率，這確實屬於結果評估的指標，但是再犯率與處遇之間的關連性，並沒有明確建立起來。法務部提到，毒品罪受刑人出獄後再犯比率最高，受戒治人次之，受觀察勒戒人最低，這個現象無法用來看各種處遇的成效何者較佳，因為母體的性質不同。因為受這類處遇的人，在法律評價上，就是觀察勒戒無效，進入強制戒治，強制戒治無效，進入監獄。則法務部提出的數據，到底能用來說明處遇的成效，還是只能說明這三類人母體性質上的不同，無法確認。事實上，法務部也沒有用這些再犯率作推論，就只是單純數據呈現而已。但這樣一來，其實也沒辦明確評估，現行處遇在結果上的成效如何。

至於法務部所羅列的各種抑制毒品供應的對策，由於沒有提供任何可資分析的數據，也難以評估成效。關於重刑化嚇阻力的部分，法務部說學者認為有嚇阻力，但沒有提供出處，在此也無法進行評論。

也有人可能說，警政署和法務部在司改國是會議提出的報告不夠嚴謹，是因為時間不足以準備，那我們來看看「反毒報告書」的內容吧！2016年的反政報告書關於緝毒的部分，就是講辦了哪些研討會和交流活動、列舉破獲的重大案件、提供毒品犯罪數的描述性統計。從這樣的狀況也就可以理解，前述警政署和法務部的報告為何在結果評估的數據分析上意義不明，邏輯錯誤，說穿了其實就是平常根本也不重視。

那再回到一開始的提問：緝毒的成果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？我想目前只能說影響效果不明。這不是說無效，而是說根本沒有認真想，到底怎麼做才有效。有了這種有效或無效的評估分析，你也才能回頭去調整各種因應藥物濫用的對策，哪些要放棄，哪些要強化投入資源。這樣才是真正有效的人力運用。

從不重視結果評估，到應該重視哪些結果評估指標？

以無毒社會的訴求來說，最重要的結果評估指標應該就是藥物濫用人口數，以及非法藥物市場的規模。只是由於採取查禁的角度，很難想像政府如何能確實掌握這兩部分的數據，而這也使得無毒社會的訴求容易流於口號，大家拚命努力，但結果上的成效難以評估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就更難辨識出，應如何作資源配置的調整，避免人力的浪費。

而如果無毒社會這樣的訴求，其實容易流於口號，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改採更為務實的「以健康為核心」的政策取向？

相較於無毒社會，以健康為核心的藥物政策同時關注社會大眾與「用藥者」的健康。事實上在無毒社會的取向中，為了打擊毒品，在政策上傾向選擇無視用藥者健康，重視的是如何避免更多人使用藥物，但這種政策的副作用就是，你很難掌握被你視為應加以打擊的對象的狀況。而這種政策取向潛在地也會拒絕投入更多資源在用藥者處遇上，因為用藥者容易被視為危害社會的劣等者，根本不值得投入資源，只要隔離不危害社會就好了。至於這樣子的作法產生的副作用？也很難掌握，因為這種政策取向本來就難以掌握實況。

而如果重心一旦從打擊藥物濫用，轉向務實維護社會大眾與用藥者的健康，事實或許就可以有所不同。用藥者可以從打擊對象，變成服務對象，從而也可能對用藥者群體的狀況有更好的理解。用藥者本身健康狀況，也會成為結果評估的指標之一^[3]。而從這裡出發，也可以看用藥者健康生活與其犯罪率的關係，從而去看用藥者的健康狀況對其他人生活的影響。例如更健康的用藥者，是不是有較低的犯罪率？

而如果能夠與用藥者建立關係，也可以間接取得較可靠的非法藥物市場資訊。而從維護健康的角度，或許也就不再是無差別緝毒，而是優先打擊涉及提供劣質藥物的黑心供應者(方式是：在減害中心由服務提供者與用藥者建立關係，了解他平時的藥物來源，甚至提供藥物檢測的工具。用藥者也會在乎自己的健康，因此發現某人是黑心供應商，也可能有動機願意主動提供資訊)。至於更完整的藥物市場資訊的掌握及市場的控制，就會涉及藥物市場的合法化，但在此就先不論了。

結語：政府資源與能力有限，緝毒作對應對照結果評估指標

緝毒很辛苦，確實沒錯。作毒品政策檢討，並不是否定緝毒的辛苦，而是真正希望緝毒的辛苦不要白費。現行的政策評估，從來沒有認真設定結果評估指標，這才是緝毒的辛苦可能是白費的元兇。期待政府正視結果評估指標的重要，設定合理的指標，給予第一線執法人員實務而合理的政策指引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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