監獄超收如何改善？

就監獄超收的問題，法務部部長邱太三提出二個解決方案，第一是後門假釋放寬，二是改建或擴增監獄。但其實更根本的問題是：送那麼多人到監獄真的好嗎？

檢討入罪事項、最低刑度

要解決監獄超收的問題，最先要檢討的是前門的「重刑化刑事政策」。某些行為的入罪化、提高最低刑度是不是真正有效的刑事政策？有沒有其他替代監禁的作法？考量到台灣的監獄有47.4%都是毒品犯，毒品政策的檢討有其必要。不過，這部分我們會在之後的專文介紹。

台灣酒駕的重刑化就是一個例子。酒醉駕車確實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車禍事故，但是過度依靠提高酒駕刑度和三犯入監的政策，可能不是好的解決辦法。為何有人一犯再犯，背後的成因可能不只是刑罰不夠重。

一再犯酒駕的人，可能還會伴隨酒癮的問題。酒癮患者在監獄中是有危險性的，酒癮戒斷症狀發作時，可能短時間內就會失去性命。在監獄健康照護資源不足的情形下，將酒癮患者置於監獄，很可能會導致酒癮戒斷症狀發作而傷害患者和監獄。

發展替代監禁的作法

發展替代監禁，也是紓緩監獄超收的重要方法之一。

從理論上來說，替代監禁的目標是支持、提升個體的社會連結。把一個人關到監獄裡，無論是把他從社區中移除，或是監禁的汙名效果，都可能損害個體與正向的社區及家庭的連結。另外監禁也會讓個體難以參與一般社會活動及接受治療。將低風險的違法者置於監獄，甚至可能因為監獄的不良環境及對於社會連結的傷害，而增加其再犯率。

但必須要指出的是，相較於監禁，將個體單純置於社區中而未提供適當的協助雖然本質上比較便宜，但不一定更能降低再犯率。國外研究指出，傳統的勞動服務、罰金，以及偏重監控的密集觀護方案（intensive probation programs）、電子腳鐐等作法，對於降低再犯率的幫助有限。

國外研究指出，較能有效降低再犯率的社區處遇作法，是那些確實針對社會連結作修復與強化，並針對個體犯罪的風險因子及需求提供改善方案。以針對高風險者的密集觀護方案來說，如果能強化個案規劃、轉介社會服務、提供強化動機、認知行為治療方案及基於個體責任作的行為約定，是較好的作法。威嚇要素也可以與這類支持性方案結合，例如夏威夷的HOPE方案。

調整監獄處遇及出獄後之更生方案

國外研究指出，監獄處遇應基於受刑人犯罪成因的風險因子與需求進行評估（即RNR評估），提供受刑人經證明有效的處遇方案。矯正資源應投注在高風險者身上，因為降低再犯的成效比較顯著。相較之下，對低風險者來說，過度介入不但沒什麼幫助，甚至可能有反效果。

教育和就業方案

依據理論來說，有工作會強化個體的正向社會連結，因此能減少犯罪的可能。提升教育和提供職業訓練，有助於更生人在出獄後找到工作。國外研究目前顯示，就業與再犯率的降低有關連，因此教育和職業訓練方案若能確實因應社會的求職條件與需求，將有助於降低再犯。最佳的作法是，在監獄中就協助受刑人找到工作，並在監獄中針對之後的工作所需提供培訓。也就是從在監到出監，要有良好銜接的方案。

不過，目前關於教育和就業方案到底有沒有效果的證據仍不夠充分。也有研究者認為，單純的就業方案不太可能有效，它要有效必須處理個體求職會遇到的其他障礙，因此必須結合其他動機、社會、健康、教育支持服務。

認知行為治療方案

國外研究顯示，認知行為治療（cognitive-behavior therapy program）是有效的。認知行為治療模式包含多樣的方案和作法。在這些模式下，基本的預設是認知、情感、行為會相互關連，其中一者改變可能對其他部分造成影響。而人對於環境的反應，會受到他如何看待這個環境而有所不同。因此改變一個人對於情境的詮釋，就有可能改變他對於那個情境的反應。

在認知行為治療模式的想法中，心理問題是源自資訊處理偏誤，由此導致負面的情緒反應（例如憂鬱和緊張）以及適應不良行為（攻擊、非法藥物使用、犯罪行為）。如果是犯罪者對於犯罪行為有扭曲的理解，就要透過認知重建的方式協助他；如果犯罪者是認知與行為缺損（deficits），例如思考規劃能力、衝動、欠缺行為控制力，則要透過培養新技能來改善，例如學習解決人際問題的方法。

深具台灣本土特色的處遇方案

台灣有些處遇方案深具本土特色，例如推動《弟子規》的背誦和講解。台灣會因為長官的偏好而推動處遇，具有強烈的人治色彩。前面所提的弟子規，據說就是因為長官認為讀《弟子規》很好而推動。而強烈人治色彩的結果，就是處遇方案可能不是立基於證據，而可能是投長官所好，部屬一窩蜂辦或是人去政息。

台灣監獄的管教，受到一些更生人的質疑，認為根本無效，甚至還有假教化之名行虐待之實的疑慮。建議主管機關必須立基於證據來推動處遇方案。

整合在監及更生的方案

國外研究顯示，較有效的復歸方案，是從入監時就基於受刑人犯罪成因的風險因子及需求，提供協助方案，而且方案的規劃還必須納入出監後的重新安頓。也就是「以終為始」的復歸方案。在前面已經提到，在監時就為受刑人安排出監後的工作，並基於此提供培訓；也有提到藥物依賴治療從在監到出監的社區治療，這些都是整合在監與更生的方案。

在出監後，延續在監的處遇方案，依個體的風險因子與需求，提供社區處遇方案與服務，例如安排適合的住處、修復家庭關係等等，也都很重要。再提醒一次，如同之前提到的，在社區中僅重視監控和威嚇，無助於降低再犯率。

這種整合性方案，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須對相關復歸資源作盤點及整體性的資源投注，而且需要作個案管理。個案管理師須受適當的訓練，關注受刑人的狀況，並視需要與不同方案的執行者合作。

整合性方案的想法雖然好，但是在實行上會遇到一些困難。最常見的問題是，個案管理師可能沒辦法持續陪伴從入監到出監的過程。其他的替代性作法包括由志工從入監時就開始陪伴，或至少在監和入監的評估系統要持續、用同一套。

結論性建議

司法國是會議將監所改革納入討論中，顯示這個議題逐漸受到重視。在司法國是會議第五組中，將監獄的超收問題、獄政人力（戒護、教化、技訓等）與設備之強化與擴充、更生人復歸社會困難、刑罰制度的檢討（含重刑化是否應加重刑度）等問題納入討論，值得肯定。

我們對司法國是會議中的討論，提出以下建議：

1. 解決監獄超收第一步應該是檢討重刑化刑事政策，避免太多的人湧入監獄，造成系統失靈，而不是增加人力或設備。
2. 相關資源的配置，應從威嚇監控轉向支持問題解決。這不僅限於司法系統週邊，正本清源之道本來就是建立公平社會、健全的社福、心理衛生體系。由此看來，長期而言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，建立整合性的社福、心理衛生資源網絡，並將受刑人的復歸納入其中。短期來看，與其將資源投注在蓋監獄、增加戒護人員，不如增加社工、心理師的人力。
3. 各種新復歸方案的納入，應立基於證據，小規模試辦確認成效後，再逐步推廣。而既有的處遇方案，也應檢驗其有效性。
4. 文中所提到的作法難以立刻達成，但應視為長期性目標，朝此方向逐步努力，並定期檢視政策成效，以作調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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