總統提名現任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顏大和為檢察總長候選人，並於3月13日將諮文送至立法院，待排入議程後，即由立法委員審議，各界檢視顏大和之學歷經歷，均認為係一時之選。

但黃世銘之殷鑑不選，回想當初被提名時，聲勢不下於今日之顏大和，又普受基層檢察官擁戴，相信無人能預知如此下場。坊間對於新人來、舊人去，總是不少臆測與猜想，多是集中於政治權力結構的佈局。

總統提名固然免不了政治局勢上的考量，然而，既有任期保障，我們更期待總長能有一番對「檢察官價值」的堅持與作為。「後宮甄環傳」的猜想，就留給名嘴的茶餘飯後，我們更應關心，即將掌握大權的人，究竟是如何的想法，又會採取怎麼樣的立場，於是，十個重要問題，就教於任何一位檢察總長：

1. 問題一：是否願意公開宣示，謹守憲法分際，絕不向總統報告個案？和總統的接觸，是否亦僅限於公務之公共場合？
2. 問題二：是否曾接到請託電話？如果有接過，是否曾經登錄？
3. 問題三：在擔任檢察長任內，如何運作檢察一體？有無落實書面指揮制度？
4. 問題四：是否贊成「審檢分立」原則，並另訂《檢察署組織法》及《檢察官法》？
5. 問題五：是否贊成廢除特偵組？理由為何？
6. 問題六：對於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的運作，如何與法務部長分權？
7. 問題七：對於基層地檢署分案與檢察官會議的運作，有何看法？
8. 問題八：是否贊成法官與檢察官的養成應該各自獨立分開？對於可能身為司法官學院副召集人，將會有何作為？
9. 問題九：對於濫權起訴及上訴的看法？檢察官倘若濫權應如何究責？目前的淘汰機制，是否認為已經足以淘汰不適任檢察官？如何落實淘汰不適任檢察官？
10. 問題十：對於檢察官之定罪率偏低，有何具體作為？

宣示謹守憲法分際

檢察總長固然是受由總統提名，然而，總長須獲國會行使同意權，隱含了總長是「人民的總長」，不是總統的總長，總統不是總長的「老板」，人民才是。

因此，檢察總長的首要職責，就是要維護檢察官的辦案空間，不受任何特權外力的干涉，不向總統報告個案、不私下和總統接觸，不過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
倘若連這點都不敢宣示，除了表示毫無擔當之外，亦表示日後有可能受總統或其他政治高層干涉。選出此種總長，人民情何以堪？反之，倘若勇於公開宣示，除係向人民具體承諾之外，同時亦係向政治人物傳遞出清楚的訊息：「想都別想！」

如何處理關說？

根據法務部內部的「請託關說登錄統計表」，顯示每季的關說案件均不超過三件，與我們的猜測相去甚遠，如果不是想像失準，大概就是制度有問題。

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》第5點第1項規定：「請託關說事件，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。」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亦據此認為，陳守煌接獲關切電話時，未能及時登錄，已有違失。

實則，該「登錄要點」的致命傷，就是在第2點先定義了「請託關說」：「請託關說，指不循法定程序，為本人或他人對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，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、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。」

這是一種拙劣的立法技術，試問，被請託關說者一旦去登記，無異不就宣示，這是一個違法事件？以陳守煌為例，去登記，表示檢察長認為國會議長違法關說，倘若沒有進行後續的追訴，連自己也會前途不保。試問，在後續的風險難以評估，甚至於可能危害到自身的情況之下，登錄豈非違反人性的制度設計？

「登錄要點」的制度設計，應該要先免除陳報者的判斷義務，關說或關心，有時為一己私利，有時亦有社會公益，常常模糊難辨，一線之隔。唯有先免除陳報者的判斷義務，才有可能提高登錄的意願，先保護陳報者，事後若證明關切者無違法，雙方均有台階下，避免零和遊戲。

試想，敢打、能打電話給檢察長者，寥寥無幾，現行的登錄制度，無異是逼著檢察長跳出來，和其他的「大人物」們「對幹」，後續的政治效應與風險難以評估。唯有將登錄變成一種「行政事項的流水登記」，「混雜」在一般的陳情與請願案之中，才能降低登錄的敏感度，提昇登記的意願，也才能真正地透明化。「關心、關說、請託、遊說」，一切的名稱都不重要，攤在陽光下，明著來就好。

如何運作檢察一體？

檢察官陳瑞仁投書時明確指出：依其經驗，檢察長官常「假檢察一體之名，行關說之實」。早在民國87年，檢察官改革協會即推出「檢察一體陽光法案」，同年法務部也頒布了「檢察一體制度透明化實施方案」。

究其內容，包括三個部分：一、檢察(總)長得指揮監督之範圍，包括「案件的承接權、移轉權」與「案件的指揮監督權」（法院組織法院第63、64條）。指揮監督權，就是「以起訴或不起訴為中心之檢察事務」為範圍。二、指揮的時機：(1)為統一追訴標準；(2)執行職務不當或偏頗；(3)對長官命令有不同意見；(4)由其他檢察官處理為宜。三、指揮的方式：先口頭，後書面。

2012年7月6日《法官法》通過實施後，「檢察一體」形諸法律，內容亦更進一步。第92條第2項明定，檢察(總)長行使「案件指揮監督權」，如果涉及「強制處分權之行使」、「犯罪事實之認定」或「法律之適用」，應以「書面附理由」為之。

反之，下級檢察官不同意該書面命令時，也就表示，「這樣，我案子辦不下去了」，可以書面敘明理由，請上級「自己來辦」或「把案子交給別人辦」，而上級如果希望該檢察官繼續辦下去，就要變更原來的命令。

事實上，用書面來指揮，能發揮「檢察一體」的功能，也有保護雙方、讓權責分明的制度設計。如果是為了公益而指揮辦案，留下書面紀錄以透明化，彰顯其間並無不可告人之事。同時亦可維護下級檢察官之辦案空間，檢察(總)長也毋庸為下屬揹黑鍋，可適當釐清內部責任。

只是，「徒法不足以自行」，上開之良法美意，早已生效實施，以黃世銘與陳守煌為例，都涉及「強制處分權之行使（監聽）」、「犯罪事實之認定」或「法律之適用（是否上訴、是否起訴）」等問題，兩位長官顯然對《法官法》第92條置若罔聞，有如此之檢察總長與高檢署檢察長，如何期待其他下級檢察長？

落實「審檢分立／隸」

民國69年7月1日開始實施「檢察分立／隸」制度，將當時的「司法行政部」改名為法務部，下轄各級檢察署，並將法院劃出，隸屬於司法院，從此司法權逐步脫離行政權的掌控，獨立性日增。

從權力分立的角度來看，代表司法權的法院，長期受到行政權的管控，就是一種法治不彰的表現，當然也違反了司法獨立。除非我國要走回威權體制，否則，法院出走行政體系，只是遲早，剩下來的，是檢察官算不算是「司法官」的問題。

二十年來民主化的結果，例如羈押、搜索、監聽等許多的決定權，都交給了法官，這讓原本和法官「平起平坐」的檢察官，心理上不太好受，但由於「法官被動」和「檢察官主動」的屬性，本質上就不相同，基於權力分立制衡的原理，檢察官和法官從制度上到硬體上的分立，都是本質上的必然。

平心而論，在檢察官的來源與養成，和法官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時，要檢察官失去和法官一樣的制度性保障，其實是違反「信賴利益保護原則」的，因此考選與聘用制度應該分離，並且保障檢察官的信賴利益。

也因此，沒有這些干擾因素後，為了落實審檢分立，另立《檢察官法》與《檢察署組織法》，就應該是必要的。

是否廢除特偵組？

特偵組的成立，有其歷史背景與成因。由於國人對黑金政治深惡痛絕，期待檢察官能掃黑金、辦特權，特偵組是2000年陳定南上任法務部長的政見，當時並非設在最高檢察署，而是分設在高檢署及各分署。

直至2006年，《法院組織法》修正，檢察總長改由總統提名、國會任命，並有獨立之任期保障，同時，亦可自全國抽調檢察官，特偵組從此專設於最高檢察署，並由檢察總長一人掌握。

特偵組的成立，事實上，就是為了「強化」檢察官的自主偵查權力，理想中，這個依民主程序產生、被各方接受的檢察總長，直接率領「兵多將廣」的特偵組，應該可以勇於打擊權貴，整肅貪瀆，同時也維持檢察官偵查案件的客觀與獨立，不受政治特權之干預。

令人遺憾的是，自最高檢特偵組成立以來，先後兩位總長，陳聰明遭監察院彈劾，黃世銘被地檢署起訴，人民未蒙檢察權集中與擴大之利，似乎已先受其害，不斷曝露出「絕對權力、絕對腐敗」的制度性問題。

在經兩任總長帶來的教訓後，不少論者認為特偵組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，倘不廢除，仍會有涉入政治鬥爭的危險，不如回歸常軌，強化地檢署偵辦貪瀆的能力。同時，加上廉政署的成立，似乎亦不應再疊床架屋，造成資源浪費與權責重疊。